站在山丹军马场的二场草原，北面是胭脂山，南面是祁连山，曾经飘荡在古战场上的那首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胭脂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”的幽幽悲歌，依然旋律苍凉。只不过，旋律中不再有对战争的恐惧，而是增添了对生态的无奈。拯救山丹，拯救军马场，成为“当代牧马人”发出的深情呼号……
昔日风景如画的军马场
山丹军马场位于河西走廊中部、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，地跨甘肃、青海两省，毗邻三市六县。马场总面积329.54万亩，其中草原184.98万亩，耕地41万亩，林地80万亩。
三千多年前，此地就已养马。自西汉起，这里以当地蒙古马为基础，引进各种西域良驹，培育出的山丹马驰名天下，遂成历代皇家军马养殖基地。它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，亚洲规模最大的世界第二大马场。
山丹军马场曾经是国家和人民的“功臣”。1949年从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手中被接管后，这里先后圈养军马十万多匹，唐山大地震时无偿为灾区捐助马骡4000匹，对越自卫反击战提供军马2000匹。现为我国最大的油菜籽连片生产基地和马匹繁育基地……
然而，今天的山丹军马场，却正在生态困境中苦苦挣扎。
牧马人的绝唱
“站在草原望北京，心中一轮红日升。草原北京万里远，万里远哪，牧工和毛主席心连心。我爱马场呦，马场就是我的家，我的家……”每次唱起这首《牧马人之歌》，袁爱昌的眼眶总会悄悄变红。
这首歌是“上山下乡”那个年代，记录片电影《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》中的插曲。现任军马场后勤主任的袁爱昌今年43岁，当时还是小学生，他说歌是到马场插队的北京知青老师和牧民一起创作的。
2006年，袁爱昌辗转找到已经回京的知青朱安生，时年已过50岁的朱老师听到他唱起这首歌，嚎啕大哭。
“我担心这些牧马歌以后可能就成绝唱了！”袁爱昌淡淡的语气中隐藏着深深的痛心与惋惜。
近20年来，由于全球气温上升，祁连山冰川融水比上世纪70年代减少了大约10亿立方米，局部地区的雪线正以年均2米至6.5米的速度上升。有专家预计，面积在两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型冰川将在2050年前基本消亡。
因为水源减少，近十年来，河西走廊生态环境严重恶化，加上北方强冷空气南下引起的“狭管效应”，北临腾格里和巴丹吉林沙漠，面积达12万平方公里的戈壁和沙地、河西走廊绿洲以及内蒙古阿拉善盟等地区，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北方强度最大的沙尘暴源头。
以石羊河、黑河、疏勒河为源头的甘肃省灌70多万公顷良田有10余万亩沙化，下游的民勤县红崖山水库面临干涸，不得不实行生态移民。而身处祁连山中段的军马场也深受其害：从解放初至1992年底开垦的50余万亩耕地，只有不足6万亩是水浇地。
马场自然环境条件也很艰苦，因海拔平均在3千米左右，经常遭受雪灾、冰雹灾害，且地震频繁。从2003年到2008年，这里相继发生三次强烈地震，使马场80％的房屋成为危房。
袁爱昌说自己的父辈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马场的第一代牧马人，为了马场殚精竭虑，操尽了心。在三年困难时期，父亲每天给马群喂鸡蛋和豌豆吃，自己却饿着肚子。现在因为生态威胁，加上缺乏地方政策的支持，经济发展不能纳入地方区域发展范畴而日益趋于衰落。
“年轻人都不愿意呆在马场了，我们这些第二代牧马人的孩子们在外面上完学，都没再回来。曾经造就了牧马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珍贵文物马踏飞燕的马文化，恐怕要成为空谷绝唱了！”
30个人与80万亩林地
我们开车赶往马场平羌口处的祁连山脚下时，恰好碰上巡山回来的周建林。
他骑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，车后插着“护林防火”的黄色小旗。
周建林是马场自然保护站平羌口资源管护站的站长，今年刚刚50岁的他脸庞被晒得黝黑，迷彩服上满是泥巴，褶皱的皮肤见证着他32年的护林工作。
他告诉记者，这个管护站共有5个人，每天至少两次外出巡山，看看林场是否有异常情况，主要防止森林火灾发生。
“我们管护站要看护林地32万亩，包括一些湿地，平均每人超过6万亩，实在有点太多了。”不经常见到外人的周建林话语中透着几分晦涩与无奈。
马场自然保护处处长马建国介绍，马场对厂区天然林的保护由来已久，2001年国家西部大开发“天保工程”实施后，就逐步退耕还林3.2万亩，荒地造林4万亩，对祁连山进行封山育林生态保护。
“但是，我们目前5个专职管护站和2个兼职管护站，只有30个人享受国家‘天保工程’的补助。也就是说我们30个人看护了祁连山80万亩的林地，平均每人2万6千余亩，每天巡山至少要走近300公里的路。”马建国也很无奈。
从平羌口祁连山脚向上望，茂密的祁连云杉顽强地生长着，在积雪的映衬下郁郁葱葱，有一处民国时期因火灾被烧毁的林地，经过近年的护养林木已经长得有碗口粗了。
当我们开车准备离去时，一头马鹿从路旁的红柳丛中窜出，敏捷地向山上跑去。它身后还跟了一只褐色的雪鸡，摇摇摆摆不紧不慢地踱步。
夹缝中艰难生存
走进军马场一场十队的职工王舵林家，1994年盖的房屋在几次地震后已显得很破旧，几条很明显的裂痕有点触目惊心。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，仅有的现代化家具是一个19英寸的电视机和一台饮水机。
王舵林家种着55亩油菜地，因为缺水，一亩油菜年产不足100公斤，除去化肥、农药和种子等农资费用，55亩油菜的一年收入只有四千元。
他的妻子是嫁进马场的媳妇，她诉苦说：“当时嫁过来图得他是公家人，没想到日子这么苦！”
军马场副厂长刘新春说，马场共有51万亩耕地，其中大都种植小麦、青稞和干旱型油菜，配有水渠的耕地仅6万多亩，基本是靠天吃饭。
“虽然守着石羊河和黑河两大水系，却没有多少水喝！”从山丹军马场流过的河水年径流量约3.05亿立方米，马场实际掌握的仅有2300万立方米，占7%左右。“因为水资源是归地方政府管理的，马场用水受到严格限制。”
1969年，军马场同永昌县、八一农场共同修建西大河水库，协议每年为军马场配水2100万立方米。实际军马场投资多出88万元，每年得到的实际配水最多只有1200万立方米，致使四场大部分农田闲置。
2001年中牧集团接管山丹军马场后，马场成为中央驻地方企业，在毗邻的县区中被日益“孤立”，周围的牧民偷偷跑到牧场放牧，农民则在牧场边缘开垦土地。
2003年10月25日，山丹发生6.1级强烈地震，马场位于震中，大批民居、厂房、校舍、输电线路受损，一些职工房屋至今还要用木杆支撑墙体以防倾倒。
但由于是中央驻地方企业，却不能纳入地方救助范围。由于没有地方政府申报，又得不到中央救助，致使救灾工作一度无人问津。
“后来经有关领导批示，救灾工作才得以进行，但每次想起这件事，我都觉得对不起职工和家属。”刘新春有些哽咽。
尽最后一分绵力
四场的胡建国看上去很乐观，跟人打交道总是很热情，不了解他的人不知道，他是拿着低保工作的人。
军马场副厂长吕海卿无奈地说：“在我们四场的700余名职工中，包括领导干部在内，现在还有70余人每月拿着80元~170元不等的低保干工作！”
据介绍，因为受企业性质限制和管理体制的不顺畅，马场难以纳入农村税费改革之列，国家有关的“三农”优惠政策难以落实，军马场职工干的是农活，却享受不到任何惠农政策。
虽然缺少资金，但军马场在1995年至1998年还是主动退耕约10万亩地，没有接受国家一分钱补助；2001年实施“天保工程”后，军马场每年退耕还林补种的林木，都是企业自己出资购买。
吕海卿说：“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着，为生态保护尽最后一分绵力！”
在这些年的努力下，军马场的生态环境略有改善。经甘肃省农科院有关专家测算，近年军马场地区祁连山年平均增雪30多毫米；甘肃林业勘察队调查显示，军马场自然保护站林地覆盖率与70年代相比，提高了15.3%。曾经多年未见的棕熊又出现在了林区，濒临绝迹的滩黄羊也在山区显出身影。
但是，这一切仍然无法遏制荒漠化的进逼，无法阻挡肆虐黄沙的入侵。站在山丹军马场的二场草原，北面是胭脂山，南面是祁连山，曾经飘荡在古战场上的那首“亡我祁连山，使我六畜不蕃息；失我胭脂山，使我嫁妇无颜色”幽幽的悲歌，依然旋律苍凉。只不过，旋律中不再有对战争的恐惧，而是增添了对生态的无奈。
拯救山丹，拯救军马场，成为吕海卿、胡建国、王舵林、马建国、周建林和袁爱昌这些“当代牧马人”发出的深情呼号……
